“穷而后工”述论
摘要：“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明确地提出此理论的是宋代的欧阳修，但此前此后有许多的文人都有过与此相关的论述，其理论的渊源可上溯到韩愈、司马迁、孟子等人的论述，以至上溯到《周易》。对于此理论的理解，一向偏重于物质层面，实际上，它还应该包括精神层面。物质方面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终生贫困，一种是先达后穷，后者更容易创造出有深度的文学作品。精神方面的主要是说，创作者物质生活方面并没有“穷”，反而有所提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精神却极为痛苦，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穷而后工”，这一种情况也往往能够创作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关键词：穷而后工；理论；物质；精神
“穷而后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明确地提出此命题的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有这样一段话，“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在这篇序内，欧阳修以他的朋友梅尧臣为个例，说梅“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以其不得志者(即所谓“穷”)，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1]这一段话非常明确而又详细地论述了作家的生活境遇对其创作的重要作用。作家文人往往秉承儒家教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然而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在“达”时往往能独善其身，以期希望能够在险恶的官场平平安安；而在穷困时，由于远离“樊笼”的羁绊，往往能够从自己穷困的境遇出发，推己及人，发出了郁愤的呼声，真正体现了兼济天下的理想。
欧阳修还认为作家在遭遇穷困之后，往往能够使得他们更有机会深入生活，深入观察事物，从而接触到真实的社会，人民的苦痛，这种接触是陶渊明式的身体力行，不是王维式的一心向禅地作壁上观。正是因为有了对于生活、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才创造出了传世的作品，即“愈穷则愈工”，“穷者而后工”。
一
这个命题的提出不是突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铺垫的，其直接来源是韩愈的“不平则鸣”的论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2]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不平的思想感情，而这种“不得已”或言“不平”的思想感情正是源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不自由，或不公平的生活遭际。这就成了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动力，只有经历的“不平”多了，所“鸣”出的声音才会更动听更感人。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荆谭唱和诗序》进一步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3]那么这
是不是就是“穷而后工”的理论的源头呢？我们说不是，与“穷而后工”理论比较接近的论说还有很多。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4]贤哲在当代不得志，不被容于世，然后就把这种不得志的穷困和痛苦发泄到文学作品中去。其作品在当代也必不得志，难行于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永远将真金埋没。综观古今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是因不得志而激发起创作兴趣而终成千古流传之文的。
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而这实际上又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极为相似的。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5]这里钟嵘从景物气候和个人的经历两方面解释诗歌产生的原因，而强调的仍是个人遭遇的不平，个人的“怨”、“穷贱”，不平遭遇的“感荡心灵”，实际上仍然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范畴。但是这仍不是这种理论的源头。
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源头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有人认为应当将“发愤著书”说与“穷而后工”说区别对待。[7]但笔者认为“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还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发愤”的前提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痛苦的人生遭遇。这难道不是“穷”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发愤著书”是有意为之；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式的创作无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样也不可否认这里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
《孟子犯孀酉隆贰笆枪侍旖荡笕斡谒谷艘玻叵瓤嗥湫闹荆銎涮宸簦推浣罟恰Ｈ缓罄в谛模庥诼牵笞鳎饔谏⒂谏笥鳌薄?SPAN lang=EN-US>[8]孟子的说法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讲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经受一番磨难，基本上属于“逆境出人才”之类的道理。但是放到文学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黄黎星先生撰文指出，《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易之忧患”、“易为忧患之书”，这是汉以来的历代易学家所共持的说法。这几句话欧阳修在《居士外集》卷十《经旨芬谆蛭省分卸家霉⑶颐魅返闹赋鑫笆ト酥浴薄Ｓ纱硕隙ǎ费粜藜热豢隙ㄕ馐鞘ト酥裕匀灰簿腿贤耙孜腔贾椤钡乃捣ā５比豢梢匀隙ā兑住肥恰安黄皆蛎薄ⅰ扒疃蠊ぁ崩砺鄣脑赐吩蹲妗?/FONT>[9]
自从欧阳修明确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以后，在两宋之际有许多的学者文人反复的阐述它。像陈师道、陆游、方岳、陈郁等都有有关的详细的论述。宋以后许多的文人更是乐此不疲。明代的金 在《觉非斋文集》里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深刻。
“人穷诗乃工尔。吾於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
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
聊，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
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
由於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10]
这一段充满感慨的论述真可谓知己之谈，“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正是因为“穷”，才使得创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有了全新的深刻的体验。穷困之后，文人首先体验到的是自己的遭遇，然后推己及人，体悟到人生的遭遇，最后感悟了天地的真诚，从而领会了生活的本质。进而将所有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新经历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就成了“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读之令人瞿然起敬”。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1]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12]
二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许多的作家文人对于这个论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刻而又细致的研究。对于“穷”的理解包括欧阳修、韩愈、司马迁等人，一直到今天，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一般偏于客观环境方面，特指物质层面的因素，像恶劣的生活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坎坷的仕途等。笔者认为对于“穷”的理解应该更宽泛一些，它不止局限于物质的单个层面。
可以说“工”的文学，能够传世的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文学作品，能够深深感动人、打动人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穷而后工”的，其创作者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极其穷困的过程。完全可以这样讲，人如果没有穷困的经历就不会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穷困中来的。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然而“穷”却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东西。“穷而后工”中的“穷”是指“穷困”，但这个“穷困”不仅仅限于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创作者原来就很贫困，可以说一生穷困潦倒，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富达的时候。但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创作者对于文学创作的爱好却始终如一，他们把对于生路的理解融进了作品中去，从而创作出了好的文学，“工”的文学。典型代表是孟郊和贾岛。
孟郊一生运途多舛，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然一生沉于下僚，终贫寒至死。孟郊的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竭悬结，未尝免眉为可怜之色”。[13]因此，他的许多诗歌本身就是对那种穷困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如《秋怀》：“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纹，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老病多异虑，朝夕非一心。”[14]这些诗，不仅写出他贫病交加的凄凉晚景，也写出了冷酷无情的世道人心。其他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15]“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16]“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赠炭》)，[17]都能用精练的言语写出他难以想象的愁苦心情。他的诗歌就是他的穷困生活的真实记录。
贾岛的经历与孟郊比较相似。早年为僧。后来到京洛认识了韩愈，遂还俗，举进士。但一生仕途坎坷，只曾做过长江主簿一类的小官。贾岛的诗歌里有求仕不遇的苦闷，“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下第》)[18]但多的是安于自己荒凉寂寞的生活境遇。他把作诗代替生活，“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19]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但在文人的心目中自然可以找到寄托或言解脱的凭借。贾岛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然不是非常大，但是他却是把它当作了人生的第一要务，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孟郊、贾岛二人生活境遇相似，创作风格相近，前人评价为“郊寒岛瘦”。他们的这种基于穷困生活的创作以及与穷困生活密切联系的创作的风格不是最典型的“穷而后工”的例子吗？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孟郊、贾岛的生活一帆风顺，文学史上还会有这类如此真实细致的描绘穷困生活以及反映穷困生活心理的诗歌吗？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20]陈郁说，“孟郊斫山耕水，贾岛薪米俱无，穷尤甚焉，其诗清绝高远，非常人可到。”“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圣处。”[21])这实在是中肯之谈。
第二种情况创作者原本生活极为优裕，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人间荣华富贵享尽。而由于外在的内在的原因，一下子一败涂地，好比摩天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原来的富家子一夜间变成了穷光蛋、流浪汉。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也非常多见。典型的例子像李煜、曹雪芹。他们曾经一个是国王，一个是贵族子弟，原来就有过文学创作，但当时之作多为浮光略影的应景之作。但一朝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人间的各种苦楚尝尽，在这样有如霄壤的巨大的反差下，激发起了他们的内在的创作潜力，从而创作出了绝佳的文学作品。
